2025年3月30日晚，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因病逝世，享年77岁。生前曾担任《炎黄春秋》副社长，胡德华先生生前有一句极具穿透力的判断：“邓的改革是救党，胡的改革是救民。”这并非一句空泛的口号，而是对中国改革进程中两条不同路径的深刻总结。要理解这句话的分量，必须从中国八十年代改革的两种取向谈起：一种是围绕“政权稳定”展开的体制调整，另一种则是面向人民福祉的政治与社会制度重建。
一、邓小平的“救党改革”：稳定第一，保住政权
邓小平在改革初期强调“发展是硬道理”，其主要目标是解决党在十年文革动乱之后的合法性危机。他的改革重点在于解放生产力、恢复经济秩序，通过引入市场机制、发展民营经济、吸引外资等手段，稳定社会局势，恢复党在人民中的威信。可以说，邓的改革首先是出于“救党”的需要。
但这种改革始终是“在党的领导下”的改革，是体制内的改良，并没有触及政治体制的实质变化，也极度警惕“和平演变”。1989年之后，这种“救党式改革”走向保守，发展成为以维稳为核心的治理逻辑，逐步抑制了社会力量的独立成长空间。
二、胡耀邦的“救民改革”：以人为本，重建信任
与邓小平的“党内稳定优先”相比，胡耀邦的改革更重视对人民的尊重。他积极推动平反冤假错案、提倡思想解放、鼓励青年直言、保护知识分子，并呼吁对农民和基层群体的关注。他的改革是一种“还人民以公义”的努力，是在政治伦理上对“文化大革命”造成的创伤进行道义补偿。
更重要的是，胡耀邦主张逐步推进民主改革，加强党内监督，开放言论环境，使权力运行更为透明，这些都是从“救民”的角度出发，试图重建人民对国家的信任。
三、两者的冲突与现实落差
胡耀邦的做法在党内被视为“过于理想化”，甚至“危险”。他的“救民改革”被党内保守派视为挑战既得利益的行为，最终导致其被迫辞职。邓小平尽管赞赏胡的清廉与务实，但在政治安全的考量下，选择了以李鹏为代表的保守路线，走上了“先经济、后政治，甚至无政治改革”的道路。
于是，“救党”压过了“救民”，改革方向逐渐偏离最初那种理想主义的、为民的诉求，并且这样的局面成了国家执政的主基调，自此以后没有改变过，因为共产党也从建国后30年风风雨雨中“汲取”了大量执政的宝贵经验。
四、从“救党”到“救民”：中国该何去何从？
“救党”式的改革解决了短期政权合法性和经济困境，却留下了深远的制度隐患。并不是不应该“救党”，而是不违背建党初衷式的“救党”。退一万步讲，你可以“一党专政、多党合作”但你这样的“创新”模式必须给全国人民一个不低于欧美、哪怕是日韩这样国家生活环境的结果。
以GDP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固然带来了繁荣的表象，但也带来了贫富差距扩大、环境污染、道德滑坡和法治倒退。更严重的是，政府与民众之间逐渐出现了信任鸿沟，社会在表面稳定的背后，积累着巨大的不满与怨气。
没有将人的主权自由当成“大政方针”的结果便会引发一系列民生隐患和灾难，强制计划生育和强迫生育、有毒食品泛滥、人体器官合法化摘取造成的人口失踪、教育沦为政权的工具而不是启蒙、言论管制带来的一系列思想禁锢等等。这系列问题背后却总被一套套冠冕堂皇的“经济发展”“社会稳定”话语所掩盖。这些话语看似合理，却往往是谎言的外衣，是为延续权力而制造的心理幻象。
当下，许多中国人已经习惯于生活在这样的谎言中——从“相信谎言”，到“识破谎言”，再到“配合谎言”乃至“传播谎言”。为了保住饭碗、获得利益、维护表面和平，人人学会了说假话，对别人、对上级、对自己，甚至包括很多基督徒对上帝的态度。中国人的生存模式，已经成了一种互相欺骗、彼此麻木的复杂博弈。这种道德的空心化，不是国家强盛的象征，而是走向崩溃的早期症候。
而“救民”式的改革，在八十年代虽有微光，却未能形成制度支撑。在缺乏言论自由和权力监督的环境中，人民的权利极易被漠视，改革一旦失去对人民的尊重与回应，便只能依靠强制维稳维系秩序，而非民心所向。
在当前中国社会不断面对经济下滑、青年失业、疫情防控过度带来的创伤、教育内卷、医疗资源不公等问题时，人们开始重新反思：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改革？是继续“救党”，还是转向真正意义上的“救民”？这个问题，越来越清晰地摆在人们眼前。
五、胡耀邦留下的光
胡耀邦的改革失败了，但并未被遗忘。他留下的那道光，不只是一些历史细节，更是一种信念——相信人民、尊重人民、依靠人民。这种信念在今天依然珍贵，依然是这个民族走出黑暗的希望所在。“邓的改革是救党，胡的改革是救民”这句话，犹如一面镜子，让我们看清过去，也照亮未来。
但话说回来，从底层社会的现实情况出发，也确实可以理解一种悖论：在一个公民意识普遍匮乏、教育程度分布极度不均、信息渠道严重封闭的国度里，“高压”似乎反而提供了一种“表面稳定”。正如有人所说，“大多数老百姓没有觉醒的意识”，他们对自由、法治、尊严并没有切身的渴望，而更多的是“日子能不能继续过下去”。这并不是在为专政开脱，而是承认一种历史阶段性的无奈。
但问题的关键在于——这种“稳定”是暂时的，且代价极高。它是以压制真相、牺牲公平、毁灭良知为代价维持的“秩序幻觉”，更是以剥夺人民的思想、剥离社会的生机为代价筑起的权力围墙。当人民成为“囚徒”，国家就已经离真正的稳定越来越远。
这让我想起圣经中的一则记载：所罗门死后，他的儿子罗波安即位，有百姓来请求减轻重负，年长的谋士建议他应体恤百姓，但年轻人却鼓动他说：“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，我要加重你们的轭；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，我要用蝎子责打你们。”结果便是十个支派叛乱，以色列分裂为南北两国，最终一盘散沙式的被灭国，各支派消散在历史长河中。
这是一个政权不顾民生的例子和结果，它提醒我们：当“党”的强大完全不顾“民”的苦难，那它的“强大”就只是沙堆之塔，经不起风雨。真正的强国，绝不是建立在党派巩固的基础上，而是建立在公民自觉、社会自治、制度公平的基础之上的依法治国，而不是“以人治国”。
也许现在的中国，还不具备全面“强民”的条件。但这不是理由，不是说“人民未觉醒”就可以无尽压制，相反，这正是改革的方向。即使迈出一步，也比原地踏步更有希望。我们不需要继续一个“更强的党”，我们需要的是“更清醒的民”。只有当人民真正强大起来，国家才能走向真正的稳固与尊严；否则，只是不断重复着罗波安的错误，终将走向撕裂的未来。